不久前，墨西哥国会通过提案，从明年1月1日起对主要来自中国的约1400个税目商品加征最高50%的关税。谭祝获悉中方对此表示强烈反对，要求墨方调整并撤回相关措施，否则中方将采取各种形式的反制措施。需要指出的是，中方提到的是“应对措施”，而不是“措施”。这是中国给墨西哥留下的空间。墨西哥需要理解中方话语背后的含义。 9月9日，墨西哥宣布关税改革提案，将对包括中国在内尚未与墨西哥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约1400个税目提高进口关税，最高可达50%。随后，商务部回应称，将关注墨西哥加税动向，并认真研究相关最终措施。 9月25日，经审查后，中方宣布启动投资针对墨西哥对华限制措施设置贸易和投资壁垒。值得一提的是，贸易投资壁垒调查往往是企业或行业提出请求，商务部审查后决定是否启动。此次针对贸易投资壁垒的调查是中国首次发起独立调查。商务部主动发起调查，充分说明墨西哥公布的提案过于明显针对中国。其行为将阻止或者限制中国产品或者服务进入该国（地区）市场。因此，商务部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和《对外贸易壁垒调查规则》的相关规定，依法对墨西哥立案调查。石晓丽，印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教授告诉我们，同时，我们也要记住，在中国的工具箱里，贸易投资壁垒的调查更多的是一种警示。面对墨西哥对华明显的歧视性做法，中方本可以直接采取更强硬的措施，但仍然选择启动贸易和投资壁垒调查，以留出磋商和纠正的空间。谭祝了解到，在随后的磋商中，墨西哥也对中方做出了回应。从这个时间线可以看出，ipinMexico推迟了加税提议。与原提案相比，最终版本中相关产品的税率也有所降低。这足以说明墨西哥很早就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但这种积极的认识并没有转化为最终的行动。问题出在哪里？谭竺指出，中方在9月份的回应中提到了这句话：不应因他人的胁迫而牺牲第三方的利益。中方在12月的回应中并未提及这句话。有些事情大家都知道，说一次就够了。这个第三方是谁？且看墨西哥宣布加税措施后谁最“高兴”。墨西哥国会通过该提案后，美国总统贸易顾问纳瓦罗认为，墨西哥的做法是美国改变国际贸易秩序的里程碑。言下之意是，墨西哥“追随”美国，用关税“解决”问题，美国对此感到非常高兴。墨西哥最初提出这项增税提案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背景，那就是“美国将在2026年审查《墨西哥-加拿大协议》。随着协议进入审查窗口，美国正在向墨西哥施压，要求其在中国等问题上配合美国的关税政策。墨西哥并非不知道合作会带来什么结果。”与中国合作意味着其经济发展。中国是墨西哥第二大零部件供应国，纺织品和服装高度依赖进口，中国是主要进口来源国。因此，最终版本中，汽车零部件、轻工产品、纺织服装等品类的加税幅度全部下调。有人通过媒体声称，墨西哥对华增税可以防止中国工业产品对墨西哥工业的“冲击”，支持本地生产，促进进口替代，减轻部分行业受外国工业产品“影响”的压力。但对于墨西哥的实际发展来说，这种说法完全站不住脚。 20世纪中叶，墨西哥实施了以高关税和进口管制为核心的长期进口替代政策。它在短期内建立了产业体系，但过度保护削弱了产业的竞争力。20世纪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爆发，市场被迫开放，大量本土产业在国际竞争中举步维艰，最终给墨西哥经济带来沉重打击。现在走回老路只会让墨西哥变得更糟。墨西哥商界对此也心知肚明。墨西哥汽车工业协会的结论是，关税将不可避免地推高墨西哥当地的生产成本，并带来通货膨胀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都是墨西哥在发展过程中极力避免的不确定性。此外，与中国合作获得的投资、就业和技术转让机会，例如电动汽车和电池制造，可以大大加速墨西哥的发展。如果仅依靠当地或西方的资金，发展将会更慢。并不是墨西哥不理解他们。说到墨西哥，人们常说天堂太远，美国太近。这就是墨西哥的挫败感。中方深知墨西哥背后的这些复杂因素。因此，即使该提案获得通过，中方目前的立场也是采取反制措施。但墨西哥需要知道，中国保护自身权益的立场不会改变。如果该建议得到落实和落实，中方将采取适当措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在实践中，中国已经拥有系统的政策工具库。与去年相比，面对一些国家引发的冲突，今年中国商务部政策的使用次数从23次增加到47次。除了传统的贸易救济工具外，中国还运用反歧视调查、产业竞争力调查等新工具。伴随着不信任实体清单等措施，中国的贸易政策工具箱变得越来越全面。因此，中国应对墨西哥的选择有很多。一是继续用好已启动的贸易投资壁垒调查。目前，商务部正在通过问卷、听证会、现场调查等方式向利益相关方了解相关情况。石晓莉告诉谭先生，中方可以根据贸易壁垒调查的结论，对墨西哥工业最有利和最敏感的领域采取措施。这些方法是中国法律明确允许的。此外，中国还可能在世贸组织框架下起诉墨西哥的行为。如果墨方执意推进该提议，中方也保留采取反制措施的选择。墨西哥需要做出权衡。商务部研究院告诉谭祝，有几个问题需要墨西哥政府思考关于。首先是成本。如果违反国际贸易规则，不仅会损害国家信誉，还会增加供应链成本。这些关税最终由墨西哥进口商承担并送往下游，直接削弱了当地制造业的竞争力，进而降低了其对外国投资的吸引力。其次是风险问题。墨西哥的关税提案针对所有尚未与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覆盖面过于广泛，极易引发连锁贸易纠纷。在此背景下，墨西哥国内制造商面临的不确定性被放大。债务受损、成本上升、摩擦加剧相互叠加，风险不断累积。三是发展空间。中墨合作不仅限于传统产业，还涵盖能源、科技等新领域。当双方之间的信任被打破时，将直接影响这些领域的投资与合作阻碍了墨西哥工业的长期发展和多元化目标。中方并未以墨方撤回相关提案为条件关闭合作大门。最后笔者想说，美国一些人把墨西哥对非自由贸易伙伴大幅加征关税称为所谓“贸易新秩序”的体现。这完全是无稽之谈。这种说辞只有一个基本“观点”：关税是“解决”所有工业和贸易问题的好办法。贸易的本质是每个人都得到他需要的东西。过剩或短缺往往是各国发展阶段和产业分工的客观结果。所谓减少进口、减少“贸易逆差”来增强经济，更像是一种统计游戏，不会凭空得出一国的实际产出。各国对贸易的理解不同。瓦时当出现分歧时，他们会以更复杂的方式解决问题。以顺差和逆差为例，双方可以通过深化相互合作开辟更多贸易可能性，使双方贸易水平和结构迈向更高水平。两国之间的贸易不会诉诸关税，而是直接降低到很低的水平。对于墨西哥来说，遵循这一逻辑需要仔细考虑后果。摆在他面前的实际上是一个关于未来的多项选择题：竞争力会因为孤立而被消耗吗？还是应该通过协商合作寻找真正的出路？提高税收不是出路，合作才是出路。对于其他可能的“模仿者”来说，答案同样明确——中国并非没有手段，而是选择了最恰当、最有分寸的应对方式。